枞阳人与桐城派

引子：为了扫除散文发展道路上的停滞，廓清明末文坛颓风，清代一些有识之士，掀起了唐宋古文中兴活动。因组织这次活动的方苞、刘大魁、姚鼐等重要人物均是安徽桐城县东南乡（今枞阳县）人，并以一个泱泱文派的面目，霸主文坛200余年，世称桐城派古文活动，简称"桐城派"。 

枞阳是桐城派的发祥地。明朝之际，枞阳和全国其它地方一样，出现了民间文化部落，区域文明随之渐渐形成，各种文化悄然鼓起，文风日盛。明末清初，浮山人方以智的《文章薪火》和石矶人钱澄之的《田间文集》中提出的文学理论，以经学之文导启学派，救济古文之衰，树立了桐城文派文章的楷模，世称方、钱二人是桐城派鼻祖。枞阳人方苞师事钱澄之，首倡"义法"之说，开创"桐城派"文学主张，奠定了文派的理论基础。继之而起的是汤沟陈洲人刘大魁，他的"音节神气"之说是对方苞"义法"说的继续和发展，在散文的艺术美方面发挥了本身的见解，成为桐城派的中坚和桥梁。钱桥麻溪人姚鼐，是桐城派代表人物中创作成就最大的作家，他综合方、刘文学理论，提出"义理、考据、词章"三者同一的主张，强调"神、理、气、味"与"格、律、声、色"相同一的观点，倡导"阳刚"、"阴柔"之说，一定了散文风格的多样性。至此，桐城派古文创作理论已臻于完整，强有力的作家集团得以形成，声势浩大的古文活动向全国睁开，文章风气遍及神州，出现了"家家桐城"、"人人方姚"的局面，赢得了"文章甲天下，冠盖满京华"的美誉。时至清末，会宫老桥人吴汝纶力举桐城派大旗，并适应新的潮流，奋起改革，开办新学，将桐城文派注入新的生命与活力，称得上是桐城派的后起之雄。 

桐城派是清代最大的一个散文流派，它滥觞于明末，崛起于康雍，鼎盛于乾嘉，衰落于民国初年，几与清王朝相始终，前后绵延200余年，先后涌现出近千名作家。它尊奉程、朱道统，继续秦汉及唐宋八家文统，自主门户，著书立说，世代相传，形成了重大的作家群体，创建了体系完备的散文理论，留下了大量雄厚的散文著作。时间之长，人数之多，影响之深，规模之大，流衍之广，声势之赫，实为中国文学史所罕见。 

重说“桐城派”，稍稍年长一点的读书人也许都知道是怎么回事；可是，现在的青少年一代，就未必人人知道了。 

谈及“桐城派”的人物，枞阳人如数家珍，而且引为自大。由于“桐城派”的重要人物都是枞阳籍人。枞阳当时属桐城县，因为历史的缘故原由，其文学流派之名，当然只能冠以“桐城”。这一点，今日的枞阳人能够理解，也会尊重历史。题目在于，既然桐城、枞阳已经划为两个市、县，那么，在著述或介绍桐城派人物时，就应该尊重实际，不能再笼统冠以“桐城人”，而应该注明今天的属地，这才是精确的态度。可是，不少研究者，并没有正视这一点，以致明明祖籍或出生地是枞阳的桐城派人物，仍然署以“桐城人”。就是一些出生成长于枞阳本土、在外工作的枞阳老乡，在填籍贯或发表文章时也总是自称桐城人，这不能不引起枞阳人的不快。以至“枞阳出人，桐城出名”，成为枞阳人对此种征象不满的共同心声。明明是我们的先贤却被别人认去或是不愿认祖归宗，于情于理都让人难以接受。 

桐城派的创始人是方苞，方苞有感于当时文风衰落，首创“义法”说，提倡“道”、“文”同一，即提倡文章“有物有序”。刘大櫆师事方苞，在继续先生“义法”说的基础上，倡导“神气音节”说，强调文章要有文采；姚鼐又是刘大櫆的门生，他是“桐城派”散文理论的集大成者，提出“义理、论据、文章”说。至此，“桐城派”学说已臻完美。试比较三者承接关系，方苞的“义法”说，本质特点要求把思想内容放在首位，强调为文先为人；刘大櫆在接受“义法”说的同时，突破了“因文以见道”的限定，强调“义理、书卷、经济”，将“义法”进一步细化，对散文艺术提出了较为体系的主张；姚鼐的学说主张，包含了散文创作的各方面要素，提出“神、理、气、味、格、律、声、色”八字法则，前四字，称为“文之精”，即指文章的内容、风格；后四字称“文之粗”，即指文章的情势和写作技巧，并以“阳刚”和“阴柔”来评品散文风格和类别。假如进一步深究缘故原由，则现在人所总结的：方苞深于学，通于经，所以讲“义法”，文风淳厚，以理取胜；刘大优于才，精于诗，因此谈品藻，文风雄放，以奇取胜；姚鼐明于识，审于美，而才、学俱佳，于是倡导“义理、考证、文章”，理文兼至，以韵为宗。 

“桐城派”三祖都是枞阳人。方苞祖籍义津方皋庄；刘大櫆，汤沟陈洲人；姚鼐祖籍今义津镇姚王集。然而，在今人的文章中，却避开这个基本事实，每每笼统冠以“安徽桐城人”，或“桐城东乡人”等。其实，在尊重历史事实的同时，也尊重今日的实际，对当前乃至往后“桐城派”的研究是有益的。为什么面对不争的事实却要否认、回避呢？除方苞葬于江苏六合外，刘、姚的墓均在枞阳境内，这一点就是他们祖籍何处的最好注脚。 

话也说回来，在明辨一些是非之后，我们也应该反躬自问，“桐城派”三祖是枞阳人，我们在感受历史光环的同时，是否觉得有愧于我们的先贤？“桐城派”从鼓起到衰落，前后绵延了200余年。在“桐城派”文化的研究和弘扬方面，我们又做了多少工作呢？尽管枞阳先后也有一些人在研究，但都出于自觉的、松散的，进展也不大。仅这方面，比起桐城市，要落后一大步。桐城市于2000年7月成立了“桐城派研究会”，创办了会刊，已出6期，稿件来自全国。枞阳的作者有关桐城派研究的稿件也有赖此刊发表。此外，近些年还相继编辑出版了《清代文坛盟主桐城派》、《桐城派名家评传》、《文都揽胜》、《百年老汤——桐城文章品味》等有关桐城派的著作，涌现出以杨怀志为主的一批桐城派研究主干，发表了一批研究桐城派方面的文章。按说，枞阳更有研究桐城派得天独厚的条件。可是除了县地方志办因编写县志而涉及一些“桐城派”方面的史料外，谁又能有此条件专门从事这方面的研究，又有谁来关心、正视与支撑这方面的研究？说句令人难以置信的话，现在在枞阳，又能找出几本“桐城派”作家的著作？舍开如许正事不做，而在那里脸红脖子粗地与人家争名份，不觉得有些滑稽吗？“桐城派”的一些重要人物是枞阳的，绝对跑不了。但要用事实说话，要以举措来证实我们是桐城派的田园。可是，令人遗憾的是，往日“桐城派”的风雅，今在枞阳已经丧失得差不多了。据说，桐城文风今日犹有可观者。在桐城的一些大小机关中，不少办公室都挂有字画。大概有人认为，这不过是附庸风雅。即使真是如许，人家也懂得“附庸”，可我们呢？有些人连这种“附庸”也不会。 

“桐城派”文化是一种社会征象，它是在当时历史条件下应运而生，并随着当时社会的兴衰而兴衰。今天，人们研究“桐城派”就是要以发展的眼光去重新审视它，熟悉它，让它为我们的社会文明和经济建设服务。其实“桐城派”的田园在哪里并不紧张，紧张的是如何去研究它。除了“桐城派”，值得我们研究的枞阳籍文人还许多。明清之际，枞阳共出进士80多人，还有举人、贡生等。国内外对方以智的研究如火如荼。还有钱田间，甚至阮大铖等，都值得我们去认真研究。枞阳诗词，自古至今，都是值得拓荒研究的领域。对传统文化的批判与继续，仍是我们当前和往后一个很长时期的义务。多研究些题目，少唱些高调，才是真正关心“桐城派”，才无愧于先贤。